历史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往大了说它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走向，往小了说却又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许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分析了诸多原因，比如说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又或者说银行逐利和规避风险的属性决定了它们只能锦上添花、无法雪中送炭；还有的说是货币传导体系不健全，导致资金无法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但正如笔者在开头所说，如果站在一个大周期内的每一个瞬间，去分析当下各个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寻求解决办法，预测未来的走势，这无疑是管中窥豹。所以，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看看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再看看当下处于哪个阶段，或许才能更深地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没有“拨改贷”，就没有新时代
提到融资问题的历史，就不得不提一个词 ——“拨改贷”。这个词已经在中国金融史中慢慢消逝，但却是我国现代银行业融资贷款的开端，决定了前后两个金融时代的交替。
建国初期，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内企业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国企，当时企业的融资需求主要分两种，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部全额拨款；另一种是日常营运资金需求，每个企业均有一个限额，额度内的仍然由财政部拨款，额度外的才会向银行申请贷款。财政拨款模式下的企业可以说是基本没有融资问题，但是却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严重低下。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民营企业逐渐兴起，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了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加强竞争力，1979年“拨改贷”应运而生，并随着几轮改革，逐步将国企的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以及日常营运资金全部由财政拨款改成银行贷款。
“拨改贷”减轻了财政压力，使得财政部可以更集中地使用资金去解决国家基础建设、工业军事体系发展等问题，也提高了一部分国企的竞争力，促使它们能够跟上时代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国家的重要基础实力，但是也引发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并且延续至今未得到解决。
第一、融资渠道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建设，为了尽早立足于世界，加强国家竞争力，发展初期是优先建立整套工业体系。1979年“拨改贷”开始试行，此后部分企业开始出现融资问题，1984年起产生了一些自发向社会或内部集资的债权融资行为，同年中国第一批8只股票发行上市。1987年国家正式出台《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推动企业债发行。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与国外自由经济的漫长发展历史相比，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实体经济，这也使得“拨改贷”之后的漫长时间内，企业失去了国家资金来源，唯一的融资渠道只有银行贷款。时至今日，这样的不平衡仍未得到改善，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政府一直在提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其中包括为无数股民谱写了诸多爱恨情仇的新股发行。
第二、资本补充问题。“拨改贷”的实施，采取了一刀切的形式，事实上切断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注资的渠道，在融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因为企业要发展，要扩大规模，就必然需要贷款补充资金，相当于放大杠杆进行经营，在盈利状况和外部环境理想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偿还资金支付利息，但是一旦内外部情况出现变化，企业的亏损或者盈利不足以支付利息时，杠杆经营下的企业极有可能陷入危机。
鉴于国企的特殊性质，就业数据会影响社会稳定，经营业绩又影响地方政绩，因此大量低效的、跟不上时代本该破产的国企就通过滚动贷款的形式存续至今，不但占用了大量贷款资金，还为银行体系积累了风险，造成了当下国企高杠杆高风险的局面。也正是为了解决国企缺乏资本补充渠道的问题，“债转股”以及“国企混改”成为了近期经济改革的重点，其本质就是为国企补充股权性质的资本。
三轮加杠杆
再回到当下，融资渠道单一以及企业缺乏资本补充渠道，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问题，但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会在近几年集中爆发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惠于人口红利，中国承接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成为了全球制造中心，出口导向也带来了十年黄金发展期，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97年的35%发展到2006年的67%，出口主导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模式之一。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发展停滞，我国出口数据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作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GDP的增长速度受影响尤其大。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也为了超发货币对冲全球大放水，中国开始了三轮加杠杆进程。
第一轮加杠杆，2009~2012年，以企业加杠杆为主，根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99%升高至2013年的127%，而国际清算银行算出的数据则是接近170%。
第二轮加杠杆，2013~2014年，以政府加杠杆为主，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大幅举债进行投资，根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杠杆率从2013年的53%提升至2015年的57%。
第三轮加杠杆，2016~2017年，以居民加杠杆为主，通过推高房价引导居民举债买房，居民杠杆率从2015年的39.5%提升至2017年的接近50%。
三轮杠杆之后，中国经济暂时度过了金融危机期，保住了GDP发展目标，但是任何逆周期的调节都有一定副作用，杠杆提升之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也随之大幅攀升。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横向对比，上面三个杠杆率中，我国居民杠杆率仍低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其中澳大利亚的杠杆率甚至达到113%，是我国的2倍多。政府杠杆率也远低于日本的234%、意大利的139%，英国的92%等发达经济体。但是170%的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主要经济体中排第二的是法国，企业杠杆率只有121%。
因此，去杠杆问题成为了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而企业去杠杆更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企业自然会遇到融资问题。
从“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问题的发展轨迹来看，2012年这一问题逐步开始见于媒体，2013年后成为焦点问题，这也与第一轮企业加杠杆的周期相契合。从下图可以看到：2009年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快速增加，但2012年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此时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适应了2009年至2012年的大放水，得到快速发展，但之后政策收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开始暴露，并迅速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
当下
“融资难融资贵”看似只是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小问题，但由解决这一“小问题”而起，中国经济改革正徐徐拉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金融去杠杆，促使资金流向实体
如果给近两年的中国金融业配上一个关键词，一定是去杠杆。从权威人士几次发声、一行三会陆续表态，到十九大报告中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全力去杠杆作为金融发展的首要目标，足以看到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为什么去杠杆会被提到这样的高度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为了度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美国又开始“放水转移风险——缩表收割羊毛”的套路，有日本和东南亚的前车之鉴，此次中国自然需要未雨绸缪，做足防范工作。
而应对美国缩表、避免资金外流引发国内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就在于去杠杆，只有金融系统的杠杆降下来了，资产价格处于低位，那么才能避免资金外流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暴跌。
从最近几年的重大事件也可以看到，股票市场首先开刀，严查配资和杠杆，由此引发了惨烈的暴跌；债券市场紧随其后，严查表外理财、MPA考核银行风险、划定红线控制基金杠杆，债市也历经2017年一整年的熊市回到低位；考虑到社会动荡和银行坏账问题，房地产尽管不能暴跌，但也通过提高交易门槛，冻结交易将资金锁定在高位无法大规模出逃。由此可见，为了去杠杆，政府最近几年在各类金融资产方面做出了精心布局。
第二、只有金融去杠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进而推动资金流向实体，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再看这一轮去杠杆过程，根据政府的部署，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金融去杠杆，后期是实体去杠杆。严格意义上看，金融去杠杆从2016年开始，央行将M2增速从2016年1月的14%压低至2017年11月的9.1%，并在银行间公开市场多次提高操作利率，将债券市场的利率中枢进行上调。债券利率中枢的上调提高了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正如改革总是会有阵痛，债市的大跌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杠杆，减少在金融市场中空转的资金，倒逼资金从金融流向实体企业。
在金融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果之后，调控的重点转向了实体去杠杆，而实体去杠杆的重点又在于国企。这不仅仅因为国企负债占全国非金融企业负债的70%，还在于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与效率低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企，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也正是为此，国企混改和债转股应运而生。
大力发展股市这一直接融资渠道
2015年注定是让无数股民终身难忘的一年，这一年里千股跌停，一个月内沪指大跌40%，然而在短暂的4个月停发IPO进行救市之后，11月6日证监会重启了IPO，并在2016年首发新股245只，为历史第三。2017年全年发行新股438只，为历史之最，深交所更是成为2017年全球新股发行数量最多的交易所。
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核心都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有句玩笑话，说中国所有的部门中，最难做的就是证监会主席，受到的非议和指责尤其多。近两年的A股扩容，也成为股民和专家们批评的焦点，认为新股发行是A股走熊的罪魁祸首。但是站在国家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刘士余主席要顶着千夫所指的压力大力推动新股发行，这是因为直接融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新股发行已经到了除了推进没有其他选择的地步。
根据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社会融资存量余额中，股权融资仅占3.8%，债券融资占10.5%，与美国英国55%以上的证券融资相比，我国的直接融资渠道尚处于起步阶段。从金额上看，今年前11个月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加18.2万亿，而新股首发只有2000亿左右，这样的比例很明显不能够满足企业需求，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
更重要的是，由于债权融资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没有帮助，在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当下，股权融资已经成为了解决中国经济中融资问题的唯一渠道。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不难看出，目前A股运行的逻辑和发展的趋势都是围绕着新股发行这一核心目标在进行。而一个暂停了IPO的股票市场，就会成为一个“封闭的赌场”，对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帮助。
特事特办，国企混改拉开序幕
历时三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从2005年发起，在2008年结束，造就了A股历史上第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成为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烙印。而在2017年，随着联通混改的落地，国企第二轮轰轰烈烈的股权改革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场为了解决当年“拨改贷”遗留问题，为国企补充资本的运动，从一开场就注定不凡。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发布新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其中关于定增事项作出了2条修改：1、定增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2、定向增发的比例不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
8月16日，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定价低于发行期首日并且定向增发比例超过了40%。8月17日联通因明显违规宣布撤回方案，20日证监会发布公告“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联通混改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具有先行先试的重大意义”，特事特办批准方案。
这一场乌龙和最终的结果折射出国企混改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全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除了能够为国有企业迅速注入资金、解决融资问题之外，国企混改还可以引入优秀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实现组织结构以及人事关系的变革，从而逐步推动国资委从管人到管资本的转变。
未来
总的来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三方面推进：第一是去杠杆目标实现；第二是货币政策重回宽松；第三是直接融资渠道畅通。但就目前的局势来看，这三个方面短期内都难以实现。
去杠杆是一场持久战
去杠杆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杠杆率数据的降低，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等待一个时点，也还需要实现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
2017年四季度，美国正式开启缩表、加息以及减税，实现资金回流周期，中国也正式迎来检验前期去杠杆效果的关键时点，这也是近些年中国外部环境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周小川称的明斯基时刻，再到人民日报谈及的灰犀牛，均是指代在这个时点来到之后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已经为了这个时点的到来准备了数年，甚至付出了国内资产价格下跌的代价，也正是如此，整个去杠杆的进程必然要等到美国进入资金回流周期这个时点来临之后，并且政府充分确认这个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被抵消之后，才会逐步宣告结束。
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就是深化改革，国有体制机制发展至今，问题诸多，但是由于触及核心利益，一直以来都是能拖则拖。但如今去杠杆成为了一个契机，结合权威人士“危机可以倒逼改革”的思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但政局稳定的当下是一个难得的推进改革的时间窗口。正如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不实现，推动这场变革的由头——“去杠杆”自然也不会结束。
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好转，但宽松仍然很远
2018年4月25日，央行调低一个百分点准备金率，释放约1.3万亿资金，其中9000亿用于置换MLF，4000亿用于对冲季度税款上缴。考虑到在当下全球缩表的背景下，中国降准必然是极其慎重的决定，所以此次降准大概率不会是孤立事件，而将进入降准通道。正如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所言，2018年流动性将从基本稳定转为合理稳定，与2017年整体的中性偏紧相比，短期内货币政策有所好转。
但需要注意的，短期内货币政策转松是基于当前基本面的特殊考虑：
第一、当前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贸易战也正式开打。如果说在开启博弈之前，中央执行偏紧货币政策是用来开展严格、充足的内部准备的话，那么在博弈正式开启之后，政策重心实际上已转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国内需要中性略松的货币政策来防范内部问题爆发。
第二、此次降准的重点在于置换部分MLF，货币总量增加有限，但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了改善。
2018年4月24日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总体判断，即稳中向好，具体用词上略有弱化，对主要指标的描述从“好于预期”改为“总体平稳”。但对于全年经济形势，态度更为谨慎，强调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完成全年任务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在时隔一年多后重回政策视野。
在此背景下，本次降准的意图也较为明确，在不改变货币总量的前提下加强对经济的支持。对于银行来说，MLF属于有期限的负债，目前以一年期为主。由于无法确定到期后央行是否续作，因此银行在使用此部分资金时受限很多，更不可能以这部分资金开展长期贷款。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置换MLF，虽然货币总量不变，但银行实际上有了更多的资金去从事长期经营活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增强。
尽管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好转，但从中长期来看，仍难言宽松。
通观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的三次讲话以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他的核心观点：“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不能也没必要用加杠杆的办法硬推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可以预见中长期内很难见到政府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直接融资尚需时日
解决融资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发展权益市场，目前来看为了发行新股，证监会在今年调整了监管思路，推出了组合拳。首先提高新股发行的收益，中一签获利万元以上成为常态，提高了参与者的积极性，一时之间中新股成为了堪比彩票中奖的热门喜事，新股发行的接受度也大大提高；其次，通过国家队稳定市场，推动大蓝筹的牛市，结合参考日均账户持仓金额来确定新股申购数量，使得场内资金愿意稳定地买入股票并持有，促进市场朝向蓝筹股价值投资的方向进行。最后，通过抑制高送转等短期投机行为，打造指数稳步上行的“慢牛”，从而保证新股的顺利发行。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A股市场的运行有几点可以预期：一、无论市场怎么波动，围绕新股发行的核心不会变；二、短期内甚至中期内新股收益都可以期待；三、政府需要一个慢慢发展、价值投资的“慢牛”。
尽管这套政策短期内效果明显，新股发行速度明显增长，但是每年数千亿的发行规模，对比十几万亿的融资需求，占比仍然太少。而且市场的新增资金并未随着新股扩容有大幅增长，这也限制了IPO融资增长的速度。如何在推进新股发行的同时吸引新增资金进入这个市场，这也将是之后漫长时光中，证监会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结语
“融资难融资贵”，它不仅仅只是企业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尽管现在看来，也许短期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也许改革的阵痛期还很漫长，但这却是历史发展必然要走的一条路。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作为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员，想要走得更远，那就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认清趋势，跟准趋势。能够坚持下去的继续坚持，因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方向正确，在杠杆切实下降之后，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而有更好选择的，可以考虑在趋势的演变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在十九大报告以及政治局会议中寻找机遇，毕竟历史性的变革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
唯有如此，多年以后在这个时代载入历史时，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能够坦然地庆幸，不曾辜负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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